提到“诗”（poema），会有许多现代人认为，那就是作者主观叙述自身感动和情绪的韵文文学作品。于是，“诗人”（poeta）就是耍弄用韵抒情诗的人。不过，所谓“诗”，原本是由抒情诗、叙事诗和诗剧构成的文学样式，不是仅有抒情诗才叫作“诗”。在古代，在剧场里表演的悲剧、喜剧也被视为“诗”的正统领域。换言之，所谓诗人，可以说就是选择以文章作为表现手段的人。克劳狄安尽管出生在埃及，热爱的却是希腊人荷马和罗马人维吉尔，而他们都是叙事诗人。

克劳狄安的生年不详，但他的创作活动期集中在公元395年到404年之间。可以想象，他与斯提利科是同时代人，或是介于狄奥多西与斯提利科之间的一代人。他的作品几乎全是讲述斯提利科的，但读不出年轻男人讲述年长者的味道，也看不出所谓宫廷诗人为谄媚主人而写作的文笔。斯提利科对这位诗人而言，是一位与蛮族出身等无关的英雄。对出生于埃及却坚信自己是罗马帝国公民的克劳狄安来说，斯提利科是保卫自己国家的“罗马帝国最后的盾牌”。

钟情于作品主人公的作者创作的作品缺乏客观性，这种评论应有几分正确。不过，如果诗人克劳狄安没有写给我们什么东西的话，背负逆贼的污名去世的斯提利科在历史上的评价，就只能有反对者一方的说法了。在给后世留下己方的而不仅仅是敌方的信息方面，克劳狄安的著作起到了中和的作用。不管怎么说，从公元395年到404年这9年间，克劳狄安的确一直跟随在这个时期的主人公斯提利科身边，是这位蛮族出身的将军所作所为的“现场见证人”。

狄奥多西皇帝死在米兰。公元4世纪的皇帝们把罗马帝国西方的大本营放在米兰，而不是罗马，其理由有二：

第一，蛮族的入侵多在莱茵河和多瑙河流域，率军赶赴延伸到两河中游的帝国防线，驻扎在位于意大利北部的米兰要比驻扎在位于南部的罗马更加有利。

第二，公元4世纪以后的皇帝们已经成为基督教徒。对他们而言，无论怎么说，罗马城的异教色彩都过于浓厚。

总之，他们都出生成长在帝国的“行省”。尽管伦敦、巴黎、维也纳、贝尔格莱德等后世都发展成为一国的首都或主要城市，但在罗马时代只不过是下属行省的地方城市。我有时会琢磨，如果只认识这些城市的人造访罗马，会生出怎样的感慨？！

在现代，这些城市都在精心地注意发掘保存那些罗马时代的遗迹。我每当看到这些遗迹总是感到，被称为“世界之都”的罗马与帝国的那些行省城市之间，在城市的规模和水准方面有巨大落差。这就类似于美国人从蒙大拿和俄亥俄的乡下走出来站在纽约曼哈顿时怀有的那种感慨。

按照常理，成为基督教徒之后大可去厌恶、蔑视过去基督教徒的敌人罗马了，可是人们做不到。罗马实质上已不再是首都，但它的存在感依然是压倒性的。到了帝国末期，罗马城年久失修，曾经的壮丽在依旧强烈的阳光下暗淡下来。可是自建造当初开始，罗马就是那样的罗马，建城就要漂漂亮亮、一丝不苟。公元4世纪中叶，君士坦丁皇帝驾临罗马后也惊得无话可说。即使到了帝国末期，罗马仍是异教文明首屈一指的都市。作为基督教徒，皇帝们也许都感到了罗马文明的强大压迫感。这些皇帝只是在举行非基督教式的凯旋仪式时才会移足罗马。

与罗马不同，意大利北部城市米兰就没有这种压迫感。帝国末期的米兰在才情横溢的领袖米兰主教安波罗修脚下，已经成为热情的基督教徒们的城市。对身为基督教徒的皇帝们而言，难道这里不是一座远比罗马更亲切的城市吗？

10岁丧父登上皇位的霍诺里乌斯也把皇宫安在了米兰。少年皇帝监护人斯提利科自然也把大本营放在了米兰。妻子赛妮娜也从这时开始离开君士坦丁堡，住到了米兰。可是，这也使得再也无人可以制止东方首都君士坦丁堡宫廷里反斯提利科派的行为了。失去了皇帝狄奥多西这位镇国之主，18岁的新皇帝又不问国事，从官僚层爬上来的宰相鲁菲努斯开始在君士坦丁堡的宫廷里肆意弄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