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斯巴达人来说，公民就是战士，就是吕库古规定的要将终身奉献给保卫国家事业的人。在他们的认识里，从事手工业和商业活动的庇里阿西人和从事农业生产的希洛人不是公民，虽然我们认为城邦国家斯巴达的存续离不开他们。正因如此，庇里阿西人和希洛人没有公民权，也没有资格参加公民大会。

另一方面，在雅典，梭伦改革后，匠人、商人和农民都是公民。虽然根据收入的不同，他们可能没有被选举权，但是，既然他们是公民，就有资格参加公民大会，既然承认他们有参与国家政事的权利，他们就是堂堂正正的、享有公民权的公民。

公元前510年，斯巴达帮助克里斯提尼赶走庇西特拉图的儿子希庇亚斯，不是为了感谢克里斯提尼在德尔斐重建了阿波罗神庙。

“民粹主义”是现代人的说法，当时尚无此词。斯巴达人因为雅典的“民粹主义”，即“庇西特拉图体制”，早已对雅典充满了戒心。在雅典，庇西特拉图致力于提高农民、匠人和商人的经济实力；而在斯巴达，享有公民权的人绝不允许身为商人、匠人和农民的庇里阿西人和希洛人进入公民社会。他们感受到了来自民粹主义的危险，担心民粹主义给自己国家的下层人带来不良影响。因此，赶走“庇西特拉图体制”的继承者希庇亚斯，斯巴达自有斯巴达的理由。

在赶走希庇亚斯之后，斯巴达人并没有打算帮助克里斯提尼上位。

克里斯提尼出身超级名门，属于既得利益者。他的势力范围在阿提卡地区的沿海地区，当地住民大多是匠人和商人。在斯巴达人看来，领导这一新兴阶层的克里斯提尼同样是一个危险分子。不要忘了，掌握斯巴达国家政权的不是两个国王，而是每年在公民大会上选举产生的5个监察官。他们都坚定不移地维护吕库古确立的斯巴达国体。用现在的话来说，他们是顽固的保守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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