抵抗运动使我们对任何事物都抱持不满，不管是对人还是对社会制度。

——克洛德·布尔代

“维希并发症”已为人所熟知。然而，我们也不应该忽略它的分身（doppelgänger），抵抗运动的并发症。“二战”后，它使得每一个人都相信：除了极少一部分人，大多数的法国民众都没有参与抵抗运动或对其产生过同情。共产主义者、戴高乐主义者和维希分子都有兴趣支持这一观点。到40年代末期，在逐渐去魅的第四共和国当中，产生出了一种新的情感，即批判抵抗主义，蔑视整个战时的经历。这种情感由被称为“异化的”非政治化的新一代文人所发起，这种对英雄主义神话和奉献的弃绝，之所以能够获得市场和信任，原因在于真诚的前一代的抵抗者，比如莫里亚克、波扬和加缪，对抵抗运动的重要性以1944年胜利方取得的势力的实际效用的夸张说法所持的怀疑态度。1958年以后，随着戴高乐主义者的重新掌权，一种修正了的抵抗主义（résistantialisme）再一次成为了正统，总统和他主导的运动重新获得了一种全国性和回溯性的合法性。自那时起，对该主题的讨论融合了一定程度上的历史视角，加入了时间的维度，并且有了研究那个时代的新一代的职业历史学家的参与。然而，法国的抵抗运动本身的历史和20世纪70年代出现的对维希时期的解构的、概要式的研究之间，还是不存在什么可比性。关于这个主题的历史编纂学的研究尽管含混，却仍然呼应着官方早先的说法，即认为战时大部分是由民族抵抗运动和它所激起的镇压所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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