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看来萨特的格言，，“人需要对整个人类负责”是现代诡辩论和错误道德观的最登峰造极的公式。

——尼古拉·乔洛蒙蒂（Nicola Chiaromonte）

在战后法国，有关正义的任何形式的共识的缺失——它的意义、它的形式、它的应用——导致了法国知识分子在面对别处的非正义时手足无措，尤其是对共产主义制度本身。就正义的标准没有达成任何共同的意见，因而无法运用它对专断的政治权威进行批判；进步思想家们难以识别意识形态权力政治下的个体牺牲者，更别说捍卫他们了。要了解其中的缘故，我们必须将注意力转向当代哲学情境，特别是存在主义。这并不意味着，所有人都是一名“存在主义者”；正如我们会看到的，新天主教道德观这支强大但是补充性质的理路，也能在那个时代的某些作品中找到呼应。然而，存在主义以一种激烈的方式昭告了它在当时的哲学中的显学地位；许多知识分子的设想和语言习惯都受到了它的影响，虽然这些人在通常情况下并不与萨特、梅洛-庞蒂和他们的学派有更多的交集。新一代思想者开始对法兰西的学术遗产——传统的理性主义和乐观的新康德主义颇有微词，并且他们认为，战时和德占时期的经验证实了他们的观点。法国历史似乎是对德国思想范畴的无可辩驳的印证。

很多资料能够说明德国哲学对于法国的影响。从维克托·库赞到塞莱斯坦·布格莱（Celestin Bouglé），年轻的法国哲学家惯常都会去德国大学呆上一两年，将在那里发现的令人兴奋的观念化作自己思想的一部分。因而，阿隆、萨特和他们的同辈人20世纪30年代从巴黎高师出发，到柏林去求学，而后带着对当代德国思想的迷恋回到法国，这一点并没有什么特别的（阿隆是个例外，回国前，相较于他的同学，他感受更多的是弥漫在德国的可怖的政治气氛，而前者则对此视而不见）。他们随后被亚历山大·科耶夫（Alexandre Ko jève）30年代在巴黎的一系列著名的授课所吸引，在这些课上，他向法国听众介绍和阐释了一个经他改造之后的黑格尔。他的不同期的众多听众当中，有阿隆、梅洛-庞蒂、雅克·拉康（Jacques Lacan）、乔治·巴塔耶、雷蒙·凯诺、安德烈·布勒东（André Breton）、亚历山大·夸黑（Alexandre Koyré）和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简而言之，他们都是两次世界大战期间法国知识分子圈的中坚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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