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里，他们先绞死一个人，然后再判他有罪。

——莫里哀

到20世纪40年代末，有关斯大林及其体制统治之下的生活状况已经广为人知。事实上，从30年代中期开始，关于苏联的新闻和揭密就持续不断地传来；到了战后，镇压新欧洲卫星国的消息就变得愈发完整。私人回忆、报道和半官方的默认为劳改营、大规模驱逐和政治审判背后的真相提供了大量的细节。早在1935年，德尼·德·鲁热蒙曾在巴黎与亲苏维埃的文人交谈，他就已经诧异于前者准备好承认苏联劳改营的存在，并以部分的“历史辩证法”为借口为之开脱，要不然就将其视为对这样一种“伟大和美妙的理念”所做的必要的牺牲。《证据》第24期，1953年2月。">40年代末不断被揭露的真相，甚至不用提更晚的一辈人所知道的真相，之所以在一些人眼中被当作是新闻，仅仅是因为他们第一次选择去了解那段历史。

正是在这样一种对于令人不安的资料的复杂情绪当中，1936年至1938年间的莫斯科公审得到了长久的高度关注。甚至在阿瑟·库斯勒的畅销书《中午的黑暗》（Darkness at Noon）面世之前，人们已经对那些令人不适和毛骨悚然的审判片段有所耳闻。它们中的大多数只是被西方知识分子当作一种特殊的、稍显滑稽的集体鞭策的练习。荒谬的源源不断的认罪［1937年的克列斯京斯基（Krestinsky）是个特例，作为苏联的牺牲品中的一个主要角色，他甚至撤回了被要求的供词中的一部分］仅仅能够说服那些最赤裸裸的卑躬屈膝者。阿拉贡在1937年的《公社》（Commune）中写道：“宣称这些人是清白的就是在这些问题上采取了一种希特勒式的论点。”正常的反应应该像是马尔罗那样的，他并没有试图用司法的或者道德的理由为审判粉饰门面，尽管如此，他仍然强调说：“正如宗教法庭并没有从根本上损害基督教的尊严，莫斯科公审基本上也不会降低共产党的威严。”然而，也并不是所有人都那么宽容：安德烈·布勒东公开指责莫斯科公审是一个骗局；埃马纽埃尔·穆尼埃在《周五报》（Vendredi）上写道，即便对于他这样一个明确想要远离任何政治体系的人而言，这也是一个不可原谅的耻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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