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米尼克·斯特劳斯-卡恩

战后民主国家成功的基础是由国家调节的生产和再分配之间的平衡。随着全球化，这个平衡被打破了。资本变得流动了：生产转移到了国界之外，并因此转移到了国家再分配的范围之外……增产会抗拒再分配；良性循环会变成恶性循环。

卡尔·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的第一段里指出，世界历史上所有重要的事件和人物都会出现两次：第一次是悲剧，第二次是闹剧。这种看法可以有多种解释，但它并不排除悲剧也有重复发生的可能。庆祝过共产主义遭受挫折的西方评论家们曾经满怀信心地期待着一个和平和自由的时代。我们本该更明白一些才是。

按照事物的本性，一个依靠来自别的国家的财政收入维持的国家，一定会比一个自给自足的国家更有遭受时间和机遇的事故的危险。

——托马斯·马尔萨斯

即使经济也有历史。国际化（“全球化”的旧称）的最后一个伟大时代出现在“一战”之前的帝国时代。当时人们就像今天这样，普遍相信“我们”（大英帝国、西欧和美国）正踏在一个前所未有的发展和稳定的时代的门槛上。国际战争发生得完全不可想象。大国不仅在和平的保护下得到了充分的利益，而且，战争，在几十年的工业化和武器技术的巨大进步后，将造成极其恶劣的破坏和无法忍受的高昂代价。没有哪个理智的国家或政治家会想要战争。

此外，到1914年时，由于新型的通信、交通和交流方式，帝国与有野心的国家之间的小规模纠纷和边界争议显得荒诞和不合时宜。比如说，分裂奥地利帝国从经济上说是很不合算的：它的工业腹地在波希米亚，首都在维也纳，劳动力来自整个中欧和东南欧洲的移民，奥地利帝国是现代经济生活国际化的活生生的证据。肯定没有任何人希望仅仅以民族主义教条的名义来使这个自然单位的所有组成部分都破产和贫困化。国际市场已经替代民族国家而成为人类活动的主要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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