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政府来说，重要的不是去做个人已经在做的事情，并把这些事情做得好一点儿或是坏一点儿，而是去做那些目前根本没有人在做的事情。

——约翰·梅纳德·凯恩斯

如果我们当真要见证国家的回归，对只有政府才能提供的保障和资源的更强的需求，那么，我们应当更加关注政府所能够做的事情。过去半个世纪混合经济的成功，使得年轻一代认为稳定是理所当然的，要求消除征税、规章和全面干预的国家这些“障碍”。贬低公共部门，已经成为发达国家大部分地区的默认政治语言。

但是，只有政府才能对全球化竞争所造成的困境做出必要的规模的反应。这些挑战不是任何私人雇主或私人产业能够控制的，更不用说处理和解决。能够指望私营部门的，顶多是为了保护某些特定职业或保护某些受到偏袒的部门进行短期游说——这仅仅是对那些与公有制联系在一起的病症和效率低下的处方。

维多利亚晚期的改革家和他们在20世纪的自由主义门徒们转向国家来应对市场的缺陷。不能指望“自然”发生的事物——恰恰相反，本来就是市场的自然运作才制造了“社会问题”——必须通过计划、管理，而且，如果必要的话，自上而下地强制执行。

我们今天面临着一个相似的两难困境。我们在过去30年间缩小了公有制和干预的规模，今天却发现我们自己在以大萧条时的那种规模实施事实上的国家行为。对毫无限制的金融市场，和对这么多人造成损失的少数人荒唐得不成比例的获利的反对，迫使政府四处出击。但是，从1989年以来，我们一直在为过分强大的国家的最终失败而恭贺自己，这样，我们就不能够对自己解释为什么我们需要干预，为了什么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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