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夏天，感到迷惘的加缪在给弗朗西娜·弗尔的信中写道：“我不太清楚自己下一步该做什么，不知道是否需要休假一段时间。如果休假的话，我想用一个月时间来做自己的事，待在一个我喜欢的地方有规律地工作。但眼下我觉得自己还无法作这个打算。我收到了完全打印好的《卡利古拉》，校稿时发现还应该再作修改，这一切要做起来很难。我还要改编《人类的命运》、继续创作自己的长篇小说。我没有精力来完成这一切。再说，面对当前可恶的战争威胁，怎么可能安下心来工作呢？”

几天之后，他再次给弗朗西娜写信：“如果不出现奇迹，一切都会崩溃。我想到了劳伦斯生前说过的最后几句话中的一句：‘世界正在期待一场伟大的博爱运动，要不然就会有一个巨大的死亡浪潮。’死亡浪潮已经近在眼前。即使它能退去，还需要我们每个人在自己有限的范围内做出不可能的努力，才能让博爱运动诞生。”

“假如幸福不是人与自身的一种简单的和谐，那还能是什么呢？”加缪在《婚礼集》中问道。这个反问句本身已经包含了答案。眼下的加缪沉浸在幸福里，正热恋着在阿尔及尔大学继续数学学业的弗朗西娜·弗尔。心态平稳的他在《婚礼集》中写道：“没有人说过幸福必须与乐观主义紧密相连。”

加缪短暂地休了一段时间假，同时继续着自己作品的创作。在一年多的时间里——从1938年10月6日到1939年10月28日——，伴随着387期《阿尔及尔共和报》的出版，他学会了做一个职业新闻记者，而不只是业余从事。必须完成的报社日常工作、欧洲历史进程的加速，以及他本人作为道德作家的倾向，都促使他投入了这项职业。报社采取的路线使他没有因为与阿共断绝关系而感到痛苦，因为他与自己出生的阶级和穆斯林同伴们仍然保持着相互的团结支持。他无法接受不公正的社会现状，无法接受佛朗哥主义在西班牙的胜利以及纳粹主义和法西斯主义的得势，同时也反对阿尔及利亚极右翼的民粹主义和蛊惑人心的宣传。自从《阿斯图里亚斯的反抗》被禁演后，他又记下了一笔要和某些政客清算的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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