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近代西式民主政治中，开会只是一个小小的技术问题。但是，这个问题对于那个时代的中国人来说，还真是一件必须要有人教的难事。孙中山先生写过《民权初步》，其中有些内容就是告诉人们如何开会。也许他是听说了国民党成立之初开大会，主持人宋教仁当场挨了女豪杰唐群英的耳光，差一点就把会给搅黄的故事。后来的鲁迅也曾写过文章教人们怎么开会，其中一条建议就是会不要开得太长，如果开长会就最好准备一些面包，以防人们因饥饿而心情烦躁云云。

就像中国人乍进入近代生活不会使用洋枪洋炮，好长时间兵丁们瞄准射击时眼睛不看着前方一样，就像中国人没见过工厂与机器，担心大烟筒会把自己吸进去而不敢进工厂一样，就像中国人乍见照相机以为它能将人的灵魂吸进去一样，中国人也不会开会，不懂开会的程序，更不知道遵循这种程序；不懂开会也要有规矩，更不知道要遵守这些规矩。中国官吏们以前也有过开会的经历，像御前会议什么的，但那与其说是会议，不如说是皇帝的挨个提问，一旦没有了天然的权威，传统的中国人似乎开不成会。

但是，中国土大夫却从来都是喜欢结社议事的。东汉的太学生们与外戚斗，与宦官斗，小会议政，大会声讨乃至行动，最终酿成党锢之祸。曹魏时的建安七子的诗酒酬唱，好朋友死了还一块儿到他坟上学驴叫。魏晋之际政治环境恶劣，竹林七贤不敢议政，还是凑到一块儿吃药，喝酒，行散，玩女人。明代的文人结社最盛，东林党、复社、几社，都是干政议政的好家伙。一群群志同道合或者说臭味相投的文人，凑到一块儿，或是诗酒女人，或是讥讪朝政，臧否人物。清代皇帝推崇欧阳修的《朋党论》，屡颁禁令限制文人结社，严禁处士横议。但据说还是没能禁得了。到了晚清，朝廷控制力锐减，不仅朋党出来了，士大夫的清谈也再次光复旧观。清流党人不论牛角牛腹还是牛尾与众多的牛毛，看来都免不了士大夫干政之嫌。而甲午之后，忧国忧民的士大夫更是把陶然亭当成了清议的据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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