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一八年十一月，妈妈决定带着我和塞巴斯蒂安逃离俄国，逃离危险。那时革命已进入高潮，边境都关闭了。她与一个专门组织难民偷渡国境的人取得了联系，达成的协议是：我们交一定的费用，先预付一半，然后他送我们去芬兰。火车开到边境之前，我们要在一个可以合法进入的地方下车，然后走秘密小路越过边境；由于那个寂静的地区常下大雪，因此那些小路倍加隐秘。就在火车之旅快要开始时，不知怎么回事，我们——妈妈和我——还在等塞巴斯蒂安，他那时正在勇敢的别洛夫上尉的帮助下推着行李从家来火车站。火车预定上午八点四十分开。都八点半了还没见塞巴斯蒂安的踪影。我们的向导已经上了火车，正静静地坐着看报；他事先告诫过我妈妈，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要当众和他说话。时间慢慢地过去，火车正准备启动，我感到麻木和惊慌，这种噩梦般的感觉一下子控制了我。我们知道，如果行动一开始就出了差错，那么按照职业传统，这个男人绝不会做第二次。我们也知道，我们没有钱支付再逃一次的费用。时间一分钟一分钟地过去，我感觉内心深处有什么东西拼命咕咕作响。我想，火车还有一两分钟就要开了，那我们就得回到阴暗寒冷的阁楼去了（我们的房子几个月前已被收归国有），这个想法实在太可怕了。在来火车站的路上，我们曾从塞巴斯蒂安和别洛夫身边走过，他们两人推着装满沉重行李的手推车走在雪地上，脚下的雪咯吱咯吱地响。现在这个画面出现在我眼前，静止不动（我当时是个十三岁的男孩，想象力非常丰富），就像一个被施了魔法的东西永远定住了一样。我的妈妈两手揣在袖筒里，一绺灰白头发从羊毛头巾下翘了出来，她走过来走过去，每次经过向导的车窗时都力图捕捉他的眼神。八点四十五分，八点五十分……火车迟迟没动，可是汽笛终于响了，一股温暖的白烟飘过站台上的棕色积雪，与它自己的影子竞相追逐。就在这时候，塞巴斯蒂安出现了，他在奔跑，皮帽子的两个护耳在风中舞动。我们三个人手忙脚乱地爬上了正在启动的列车。过了好一会儿，塞巴斯蒂安才缓过劲来，他告诉我们，别洛夫上尉在路过以前的住房时被捕了，他自己则马上丢下行李，拼命朝车站跑。几个月后我们得知，我们可怜的朋友别洛夫和同时被捕的二十个人一起惨遭枪决，他是和帕尔钦肩并肩倒下的，帕尔钦死得同样英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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