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长期地只是徒劳地将“哲学家”一词与某一个特殊概念联系起来之后——由此也发现了种种矛盾的特性——我终于认识到，此后的立法者原来是两种不同的哲学家：

1.一种是要树立一项不同以往的估价（逻辑上与道德上的）体系；

2.一种是此类估价的立法者。

第一种哲学家尝试着利用当今或过去的世界，用文字符号将各类事物加以概括与压缩。其目的在于让我们学会观察、回顾、洞悉与利用发生的所有事件——其为人类服务的宗旨是：让过去为人的未来服务。

而第二种哲学家则充当着发号施令者的角色。他们说道：“事情本应该这样。”唯有他们才能确定“目标”与“方向”，规定什么是对人有好处的，什么是对人没好处的；他们享有科学者的试验成就，在他们看来，所有知识不过只是用于创造的手段而已。而这种哲学家成功的几率非常小。实际上，他们所处的环境极其恶劣，到处都有危险。他们往往自欺欺人的闭上双眼，不愿去看将他们同深渊（即彻底毁灭）隔开的那一丝缝隙。就像柏拉图，他就坚信自己想象的“善”并不是柏拉图之善，而是“自在之善”，如同一个名叫柏拉图的人偶然拾到的永恒之宝！就是这样一种盲目意志以更为笨拙的方式控制着宗教创办者的思维。在他们的耳朵里，他们口中的“你应”千万不能听作“我要”——仅仅因为那是上帝的命令，他们才能勇于完成自己的使命；只有当作“灵感”时，他们对上帝的观念才不至于是一项压垮自己良心的重荷。

倘若柏拉图与穆罕默德这两丸宽心药失效，那么就再没有哪个思想家会拿着“上帝”或者“永恒价值”这一类的玩艺儿来使他们的良心得到宽慰了；而价值立法者则会重新提出一个前所未有的可怕要求。现如今，那些上帝的选民们——这种朦胧的责任已出现在他们面前——试图看看自己能否如逃过劫数一般，采用“及时”躲避的方式逃脱责任。比如他们会自欺地声称自己已经完成了使命；会直接告知无法完成；会说任务实在太艰巨了；会说自己接受了其他更为合适的任务；会说这一新形式的望不到头的责任同诱拐没什么两样。这种逃避所有责任的行为是神经错乱与病态的。实际上，很多人已经达到了逃脱责任的目的。历史的各个角落都留存了这些逃兵的姓名与他们丑恶良心的斑斑劣迹。然而他们中的大多数都获得了解脱，即熟稔之秋。到了那一刻，他们只好做原本“不想做”的事情了；此前他们还望而生畏的事物即刻变得如同苹果落地般地唾手可得，仿佛是上天的馈赠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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