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的耕地也分官田和民田，田赋也分两税，按田亩计征，夏税不过八月，秋税不过明年二月。具体税率为：官田亩税五升三合五勺(一勺=1/10合)，民田减二升，为三升三合五勺，重租田八升五合五勺，芦地五合三勺四撮(一撮=1/10勺)，草塌地三合一勺，没官田一斗二升。明代官田约占全部土地1/7，苏州官田则占1/2以上，陕西官田占4/10以上。税法上所说的官田，专指由无地少地农民佃种的官田。明代民田绝大多数为地主官僚所占有，所以民田税轻，于大地主有利，而官田税重，则于佃种官田的农民不利。

明初规定田赋纳税物品任土所出，夏税为麦，秋税为米。后来又规定民田5—10亩者，必须栽种桑麻等经济作物，所以两税在米麦之外，又附征丝、麻、棉。田赋用米麦缴纳，称“本色”，将米麦折成银、钞、钱、绢等输纳，称“折色”。洪武九年(公元1376年)规定，“天下税粮，令民以银、钞、钱、绢代输，银一两，钱千文，钞十贯，皆折输米一石，小麦则减直十之二；棉苎一匹折米六斗，麦七斗，麻布一匹折米四斗，麦五斗，丝绢等各以轻重为损益，愿入粟者听。”(《明史·食货二》)明确规定田赋税粮可以货币折纳。英宗正统元年(公元1436年)规定全国税粮实行折银缴纳，粮四石折银一两解京，称为金花银，以为永例，开始了田赋以银缴纳的变革。

明朝初年，由于元末战争，户籍与田土册籍多已散失，为了防止百姓隐瞒田产，逃避赋役，洪武十四年(公元1381年)令各州县按里(当时基层组织，以110户为里)编造以户为主，详列各户丁口、田产及应纳赋役数量的赋役册籍四份，分存各级政府，作为征收赋役的根据，因上交户部的一份封面为黄纸，所以叫赋役黄册。洪武二十年(公元1387年)，又令各州县分区编造土地册籍，上面分号详列每块土地的面积、形状、四旁所至、土质及田主姓名，一式四份，分存各级政府，作为征税根据，这就是明朝的鱼鳞图册。这些册籍，对于清理隐匿人口和土地，保证国家的田赋征收，起了一定的作用。但由于官吏、地主常相勾结，在这些册籍上弄虚作假，而且每户土地增减无时，时间稍长，往往和实际不符。因此，这些册籍随着时间的推移，就逐渐失去了作用。明中叶，封建王朝开始由盛转衰，土地兼并又趋剧烈。大量土地集中到大地主手里，他们千方百计逃避国家赋税。明代仕宦和缙绅之家享有免役特权，无优免特权的地主和农民常将自己的田地寄在这些人家的名下，以逃避赋役，称“诡寄”。一些大地主还将田产零星分附于亲邻、佃仆等户名下，以逃避差徭，称“花分”。将田产请托缙绅冒认他们名下，以减轻赋役，称“投献”。隆庆元年(公元1567年)，仅苏、松、常、镇四府即查出投献诡寄田近200万亩，花分田330多万亩。这种情况，严重影响国家田赋收入。同时，由于巨额军费和宗禄支出，以及统治阶级的奢侈浪费，财政支出却与日俱增。国家每年财政收入，不足财政支出之半。明神宗时期，张居正任首辅秉政，为了抑制兼并，均平赋役，于万历六年(公元1578年)下令清丈全国土地，在清丈土地的基础上，进行赋役改革，于万历九年(公元1581年)在全国推行一条鞭法。一条鞭法的具体内容是：一、把明初以来分别征收的田赋和力役合并到一起，如里甲、均徭及杂役等总编为一条，并入田赋一起征收。这样，一条鞭所征课额中，既包括田赋和各种杂税，也包括各种力役。二、一条鞭法规定赋额一律按田亩计征，占有土地多的要多征，少的就少征。这就必然要增加大土地占有者的赋税，而减轻少地和无地农民的负担。土地是封建社会最基本的生产资料，占有土地多少，是贫富的基本标志。一条鞭法完全以田亩为征课对象，比两税法更彻底地体现了以财力为基础，以贫富为差别的征课原则。当然，一条鞭法在量地时也要计丁，没有彻底废除丁银，有丁无粮之户，编为下户，仍纳丁银。三、赋税一律征银，由过去的银物兼课变为完全以银纳税，从而把实物税全部转变为货币税，完成了由两税法所开始的由实物税向货币税的转变。明代商品货币经济比唐代进一步发展，并且在工商业中已经出现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萌芽。一条鞭法规定赋税皆“计亩征银”，是明代商品货币经济发展在国家赋税制度上的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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