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石的使用与认识,与玉大致走了一个相反的方向。石首先是作为一种被加工、被使用的材料出现于人类生活中,以后才逐渐对石的各种特性进行总结,并由此引出石的精神内涵。最后石自身成为一种独立于物象之外、能与人的感情相通的灵物。不同类别和形状的石,能寄托人不同的感情。即使我们将石作为抽象雕塑来看,它也不是冷冰冰地游离于人的生活以外,而是与人心灵息息相通,成为人的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伴侣。陆放翁(陆游)“花若解语还多事,石不能言最可人”的诗句,很好地道出了中国人与石的这种亲密关系。
石器时代这一称呼,再清楚不过地说明了最初认识是建立在制器之用上,这是由石头的坚硬物性决定了的。在夏商周三代、秦汉时期,对石的认识开始演化。夏商周三代、秦汉对石的认识,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对物性的演化(器物之用);对物性的理化(品性的认识);对物性的异化(兆应所反映出来的灵性)。在三代诸多的以石言理的理论中,《周易》“介于石”、“以中正”这一说法对后代影响最大。此语是对“豫”卦(䷏)第二爻(六二)的解释:“介于石,不终日,贞吉”;“不终日,贞吉,以中正”,以石为例阐明君子的行动原则。石是坚定不移的,故称“介”;“六二”在下卦(☷坤卦)居中,阴爻阴位得正,故这一爻的品性是“中正”,正好与石性相符。“介于石”、“以中正”作为行动原则,其一用于修养,君子应在任何环境中处变不惊,坚守中正,如石一样坚定不移;其二用于处事,凡碰上如石头一样不改变的情势时,君子要及时采取应变措施,才能避免祸害。“介于石”、“以中正”虽然以石比附人事,但作为对石的认识,贡献极大。它所提出的石头“贞介”、“中正”之性,一直是后世各代对石最恨本的认识。从晋代陶渊明的“介介若人,特为贞夫”(《读史述九章·鲁二儒》),直到清代郑板桥“介如石,臭如兰,坚多节,皆《易》之理也,君子以之”(《题画·兰竹石》)。多少代的有骨气文人都用石的这一贞介、中正之性来言情寓志。三代好言鬼神之事,秦汉时兴谶纬之风,言兆应成为一代显学。石的兆应是石有灵性的发端。随着对自然、对社会的认识的深入,石的灵性于是乎就成了人与石相通的基础和人与石亲近的感情之桥。秦汉时有的思想家提出“山体曰石”(刘熙《释名·释山》),“云触石而出”(刘向《说苑·辨物》);有的又提出石与金同类,其性质“从革”(《汉书·五行志》引刘歆语),即可以进行改变。由这些理论,可知当时认为石是组成山的骨,是山的构架。这种构架又是气所凝聚而成。“从革”又指出石有再创造、再生的特性。汉时梁孝王筑兔园,“园中有百灵山,山有肤寸石、落猿岩、栖龙岫。”巨富袁广汉于北邙山下筑园,“构石为山”。这些行为都是“从革”的具体表现。以石组成象征性山体,以石的本性来组合成另一种美的东西,这是对石审美并将人的这一审美取向付诸实践的开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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