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石的使用与认识，与玉大致走了一个相反的方向。石首先是作为一种被加工、被使用的材料出现于人类生活中，以后才逐渐对石的各种特性进行总结，并由此引出石的精神内涵。最后石自身成为一种独立于物象之外、能与人的感情相通的灵物。不同类别和形状的石，能寄托人不同的感情。即使我们将石作为抽象雕塑来看，它也不是冷冰冰地游离于人的生活以外，而是与人心灵息息相通，成为人的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伴侣。陆放翁(陆游)“花若解语还多事，石不能言最可人”的诗句，很好地道出了中国人与石的这种亲密关系。

石器时代这一称呼，再清楚不过地说明了最初认识是建立在制器之用上，这是由石头的坚硬物性决定了的。在夏商周三代、秦汉时期，对石的认识开始演化。夏商周三代、秦汉对石的认识，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对物性的演化(器物之用)；对物性的理化(品性的认识)；对物性的异化(兆应所反映出来的灵性)。在三代诸多的以石言理的理论中，《周易》“介于石”、“以中正”这一说法对后代影响最大。此语是对“豫”卦(䷏)第二爻(六二)的解释：“介于石，不终日，贞吉”；“不终日，贞吉，以中正”，以石为例阐明君子的行动原则。石是坚定不移的，故称“介”；“六二”在下卦(☷坤卦)居中，阴爻阴位得正，故这一爻的品性是“中正”，正好与石性相符。“介于石”、“以中正”作为行动原则，其一用于修养，君子应在任何环境中处变不惊，坚守中正，如石一样坚定不移；其二用于处事，凡碰上如石头一样不改变的情势时，君子要及时采取应变措施，才能避免祸害。“介于石”、“以中正”虽然以石比附人事，但作为对石的认识，贡献极大。它所提出的石头“贞介”、“中正”之性，一直是后世各代对石最恨本的认识。从晋代陶渊明的“介介若人，特为贞夫”(《读史述九章·鲁二儒》)，直到清代郑板桥“介如石，臭如兰，坚多节，皆《易》之理也，君子以之”(《题画·兰竹石》)。多少代的有骨气文人都用石的这一贞介、中正之性来言情寓志。三代好言鬼神之事，秦汉时兴谶纬之风，言兆应成为一代显学。石的兆应是石有灵性的发端。随着对自然、对社会的认识的深入，石的灵性于是乎就成了人与石相通的基础和人与石亲近的感情之桥。秦汉时有的思想家提出“山体曰石”(刘熙《释名·释山》)，“云触石而出”(刘向《说苑·辨物》)；有的又提出石与金同类，其性质“从革”(《汉书·五行志》引刘歆语)，即可以进行改变。由这些理论，可知当时认为石是组成山的骨，是山的构架。这种构架又是气所凝聚而成。“从革”又指出石有再创造、再生的特性。汉时梁孝王筑兔园，“园中有百灵山，山有肤寸石、落猿岩、栖龙岫。”巨富袁广汉于北邙山下筑园，“构石为山”。这些行为都是“从革”的具体表现。以石组成象征性山体，以石的本性来组合成另一种美的东西，这是对石审美并将人的这一审美取向付诸实践的开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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