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古老的地方志和古老的中国一起，重新焕发出青春。

当年，在烽烟滚滚的抗日战争年代，在革命圣地延安，中国共产党中央曾在1941年8月1日颁布的《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中指出：“系统的周密的社会调查是决定政策的基础。”《决定》将地方志列为调查研究的基本材料之一，要求“收集县志、府志、省志、家谱，加以研究”。不过，尽管对地方志的价值早已有充分的认识，那时候在戎马倥偬之中，不可能大规模地组织编写新方志。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编修新志很快就被提上了日程。

1956年，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将编写新方志列为《二十年哲学社会科学规划方案》的20个重点项目之一，随即组成国家地方志小组领导这项工作，掀起了新中国的第一次修志高潮。到1960年为止，全国已有20多个省区，500多个县开展了修志。这第一批新方志多数是未定稿，正式出版的只有湖北的浠水、咸宁、孝感、汉川、广济、应城等县的简志和河北的《怀来新志》、贵州的《水城县志》、《镇宁新志》等少数几种。省志则只出版了《湖南省志》的《大事记》两卷、《地理志》一卷。

经过“文化大革命”的10年，国家和人民再次痛切地体验了一个真理：建设中国，先要认识中国。1977年，山西省寿阳县率先成立了县志编纂委员会。1978年，湖南省决定恢复省志的编纂工作。从80年代开始，全面掀起了新中国的第二次修志高潮。1981年中国地方史志协会成立。1983年恢复了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1985年公布了《新编地方志工作暂行规定》，规定“编纂社会主义新方志，必须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思想”，同时也规定了新方志的体例和有关组织领导的事宜。一时间如同风起云涌，各省、市、县普遍建立起修志机构。计划到本世纪末，除完成各省及直辖市的志书外，还要完成3782部县、市志。经过年复一年的辛勤耕耘，目前已进入新方志的丰收期，每年都有数百部新志问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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