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南北朝时期(公元220—581年)是我国历史上一个政治动荡、政权频繁更迭的混乱时期，但地理学却取得了突出的成就。其中最典型的代表就是裴秀关于我国系统的地图制作理论——制图六体的建立与大规模记述全国地理情况的地理著作——郦道元《水经注》的出现。

地图是地理学的特殊语言，最能直接、明确地表现各种地理认识和地理要素。因此，我国人民从很早就开始利用地图。1986年在甘肃省天水放马滩发现的木板地图，就是一幅距今2000多年、战国末期秦国的区域地图。1973—1974年在湖南长沙马王堆汉墓所出土的三幅西汉帛画地图(西汉初长沙国深平防区地形图、军事图、都邑图)，比较准确地表现了描绘地区的地理形势(山川、道路、居民点等)。但是，由于这些地图还缺乏统一的制图理论和方法，因此，不可避免地要出现制作上的误差。如《地形图》的比例尺大小，从该图绘制面积来测量，大致为1∶17万至1∶18万之间，表现在地图上就是中心部分绘制较准确，周边地区误差较大，比例不统一。

如何提高地图的准确表现力，制订一套比较科学的地图制作原则，不仅是一般的绘制地图的技术问题，也是有关地理认识的重要问题。从史书记载来看，我国最早进行地图制作理论总结，并提出一套制图方法论的人，是晋朝裴秀。

(1)裴秀

裴秀(公元224—271年)，字秀彦，魏晋时河东闻喜(今山西闻喜)人。出身于士族家庭，自幼聪颖好学，曾随司马昭出兵淮南，收集了许多地图资料。后任“司空”等官时，又接触到国家收藏的地图等资料，为他建立地图理论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同时，鉴于当时战乱后，全国地图散失较多，而古代旧地图也因地名变迁，注解不一，或者制作粗糙，不便于使用。于是，他便考释《禹贡》中的山川等记述，以及九州与当时16州的变化，主持编绘了《禹贡地域图》18幅，又缩绘了汉代的全国地图为《地形方丈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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