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要离开唐宁街时，我感到遗憾的几件事之一是在这个时候离开，使我没有时间去处理欧洲迅速发生的变化。１９９０年秋，人们在为后来的马斯特里赫特条约打基础，旨在为成立一个联邦制的欧洲合众国搭制框架。自从我当首相后，在欧洲共同体内进行了许多斗争，但我以前从来没有碰到过如此规模和如此重要的斗争。

当然，我越来越清楚地看到，欧洲委员会和一些政府首脑对共同体的目的和方向的看法与我的观点很不一样。为了告诫不要让中央集权制、保护主义和联邦制持续发展，我于１９８８年发表了布鲁日演说。在布鲁日，我摆出理由反对企图使一些国家去"适应某种容貌的欧洲个性"，而是要求"在独立主权国家之间进行自愿和积极的合作，以此作为建立一个卓有成效的欧洲共同体的最好办法"。

自那以后，我更加感到有必要详细谈到可供选择的另一种看法，并争取国内外对它的支持。这不是一项不可能完成的工作，但困难很多。在保守党内部有一些人数颇多但仍占少数的、坚定的热心欧洲的人，他们几乎欢迎所有在布鲁塞尔决定的事情。《单一欧洲文件》与我的意向相反，也与我对当时正式提供的许诺理解不一致，它为欧洲委员会和欧洲法院加紧推行集权化提供了新的领域。由于它们各自不同的原因，法国和德国——法——德轴心占统治地位一一都急切地向同一方向迈进。在美国，政府在判断上犯了一个大错误，认为促进一个由德国领导的、统一的欧洲能最好地保证美国的利益——尽管海湾战争的经验无疑会促使布什总统对这类假设提出疑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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