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2年2月,念建筑系的第二年,我发觉自己越来越少去上课。这和我失去我的美丽模特儿,继而陷入孤独的忧伤有多大关系?有时我根本不离开我们贝希克塔斯的公寓,待在家中看一整天书。有时我带一本厚书(《着魔者》、《战争与和平》、《布登勃洛克一家》)在课堂上读。“黑玫瑰”消失后,我的画画乐趣持续减退。在画布或纸上作画,挥洒油彩的时候,我不再有玩乐的感觉,不再感觉到小时候那种胜利的情绪。画画一开始是一种快乐的孩童游戏,如今不知何故,我慢慢丢失了此种欢乐,不知将被什么东西取而代之,使我被不安的浓雾所吞没。离开画画而生存,无法逃脱人们所谓“生活”的真实世界,就跟坐牢没有两样。恐惧击溃了我——而且如果我抽烟过量——使我呼吸困难。在日常生活中接不上气,我觉得就要溺毙。我渴望伤害自己,否则就是逃离这堂课,这所学校。
尽管如此,我有时仍去我的画室,尽量不去想我那带着杏仁芳香的模特儿,或是反其道而行,再画一幅画像召唤她。但是却缺少了什么似的。我错在自以为画画仍能提供我属于孩子才享受得到的乐趣,而我却不再是孩子。画到一半,我看出画将如何进展,断定它不够好,于是半途而废。这些一阵阵的迟疑不决使我得出结论,为了让每幅新的画带给我小时候那样的快乐,我必须在下笔之前确定我的目的。或许到目前为止,画画的时候始终让我觉得快乐,因此不了解作画必须吃苦头,此种痛苦事实上可能有助于我的画。
看见我的不安扩散到其他兴趣,也使我担心:过去几年我声称建筑是“一种艺术”,现在却认识到,建筑同绘画一样不能提供我什么。小时候我不曾对建筑特别感兴趣,除非拿方糖和木块玩耍也算数。而科技大学多半乏味的老师们骨子里是工程师,对建筑毫无玩乐感,亦无创造乐趣,因此上他们的课开始像在浪费时间,使我不能专心做我真正该做的事情,过我认为我该过的“更真实”的生活。出现这些想法时,我周遭的一切都蒙上了一层布幕——我听讲的课,我渴望响起的下课钟,在课堂上走动的老师,课间休息时间开玩笑,抽烟的学生——他们都成为自己的幽灵,像我一样困在这个空洞、虚幻、痛苦的世界,只许我痛恨自己,透不过气。我觉得规定的时限悄悄溜走,我的目的地向后退去,就像我梦里经常出现的情景。为了摆脱这场恶梦,上课时我在笔记本上涂涂写写,为教授、用心听讲的学生画素描,写有关上课情况的讽刺诗、模仿作品、简单的押韵对句……不久,我有了一群急切等着看下期连载的读者,尽管如此,我强烈地感觉到时光的流逝,害怕自己如今的生活更没有意义。当我走进塔斯奇斯拉的建筑系,打算待一整天,却又在一个钟头后夺门而出(顾不得踩了人行道上的石板缝隙),扑到外面伊斯坦布尔的街道上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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