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2年2月，念建筑系的第二年，我发觉自己越来越少去上课。这和我失去我的美丽模特儿，继而陷入孤独的忧伤有多大关系？有时我根本不离开我们贝希克塔斯的公寓，待在家中看一整天书。有时我带一本厚书（《着魔者》、《战争与和平》、《布登勃洛克一家》）在课堂上读。“黑玫瑰”消失后，我的画画乐趣持续减退。在画布或纸上作画，挥洒油彩的时候，我不再有玩乐的感觉，不再感觉到小时候那种胜利的情绪。画画一开始是一种快乐的孩童游戏，如今不知何故，我慢慢丢失了此种欢乐，不知将被什么东西取而代之，使我被不安的浓雾所吞没。离开画画而生存，无法逃脱人们所谓“生活”的真实世界，就跟坐牢没有两样。恐惧击溃了我——而且如果我抽烟过量——使我呼吸困难。在日常生活中接不上气，我觉得就要溺毙。我渴望伤害自己，否则就是逃离这堂课，这所学校。

尽管如此，我有时仍去我的画室，尽量不去想我那带着杏仁芳香的模特儿，或是反其道而行，再画一幅画像召唤她。但是却缺少了什么似的。我错在自以为画画仍能提供我属于孩子才享受得到的乐趣，而我却不再是孩子。画到一半，我看出画将如何进展，断定它不够好，于是半途而废。这些一阵阵的迟疑不决使我得出结论，为了让每幅新的画带给我小时候那样的快乐，我必须在下笔之前确定我的目的。或许到目前为止，画画的时候始终让我觉得快乐，因此不了解作画必须吃苦头，此种痛苦事实上可能有助于我的画。

看见我的不安扩散到其他兴趣，也使我担心：过去几年我声称建筑是“一种艺术”，现在却认识到，建筑同绘画一样不能提供我什么。小时候我不曾对建筑特别感兴趣，除非拿方糖和木块玩耍也算数。而科技大学多半乏味的老师们骨子里是工程师，对建筑毫无玩乐感，亦无创造乐趣，因此上他们的课开始像在浪费时间，使我不能专心做我真正该做的事情，过我认为我该过的“更真实”的生活。出现这些想法时，我周遭的一切都蒙上了一层布幕——我听讲的课，我渴望响起的下课钟，在课堂上走动的老师，课间休息时间开玩笑，抽烟的学生——他们都成为自己的幽灵，像我一样困在这个空洞、虚幻、痛苦的世界，只许我痛恨自己，透不过气。我觉得规定的时限悄悄溜走，我的目的地向后退去，就像我梦里经常出现的情景。为了摆脱这场恶梦，上课时我在笔记本上涂涂写写，为教授、用心听讲的学生画素描，写有关上课情况的讽刺诗、模仿作品、简单的押韵对句……不久，我有了一群急切等着看下期连载的读者，尽管如此，我强烈地感觉到时光的流逝，害怕自己如今的生活更没有意义。当我走进塔斯奇斯拉的建筑系，打算待一整天，却又在一个钟头后夺门而出（顾不得踩了人行道上的石板缝隙），扑到外面伊斯坦布尔的街道上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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