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有句俗语，叫做“分久必合，合久必分”。两汉时期是中国历史上的统一王朝时期。东汉后期，虽然已经是军阀割据，但刘姓皇帝还是高居宝座之上，维持着形式上的统一。公元220年，曹丕称帝，进入三国时代。三国似乎只是大分裂的预演。公元266年，司马炎称帝，是为西晋，先后灭蜀、吴两国，至公元281年中国重又进入大一统王朝。但好景不长，不过十几年光阴，又进入了一个大分裂的时期——两晋南北朝，割据政权“遍地开花”，先后登场。在这兵荒马乱的年代里，西汉末年传入中国的佛教，成为统治者和普通百姓共同的精神寄托，佛教在中国进入了一个广泛传播和迅速发展的时期，中国与古印度之间展开了频繁的文化交流。

佛教传入中国主要通过两条途径：一条是通过中亚的陆路，丝绸之路的开通为此提供了条件，西域的僧侣不断东行传播，直到黄河流域，其中最著名的西域僧人为鸠摩罗什。另一条是通过印度洋海路向中国南方传播，则依赖于航海技术的发展与航路的发达，最早东来的是康僧会（?——280），他在赤乌十年（247年）来到东吴都城建业（江苏南京），创建寺院，使建业成为江南佛教中心，与黄河流域的洛阳并立。南北朝时期，大约有七位西域僧人通过海路来到中国。这些来华的西域僧人，他们传播佛法，翻译佛经，为佛教在中国的早期传播起了很大作用。

随着佛教的推广与普及，由中亚和印度僧侣所主导的向东单向传播形式，暴露出了它内在的弊端：一是不了解中国需要哪些佛经，二是这些僧侣所传译的佛经，往往篇章不备，或者是转译失真，日渐不能满足需要。于是从三国魏末年开始，出现了中国僧侣西行求经的脚印：最先是朱士行，继之者有西晋的竺法护、东晋的康法朗等。这些僧侣用自己的脚步，组成了一个西行求法运动。由于自然环境的恶劣，僧侣们大多只能到达西域诸国，也就是今天我国的新疆及相邻的中亚一带。真正能够到达佛教发源地——天竺（印度）的，不过一二。在这种背景下，62岁高龄的法显，开始了前往天竺取经的艰难旅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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