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纪末的症候与憧憬

千呼万唤，新世纪终于来临。在跨越纪元，迎向千禧的关口上，二十世纪末的喧哗迷离究竟为我们留下了什么文学痕迹？比起九十年代初的华丽张致，越近世纪结束的时刻，作家反而显得谨小慎微了。然而这毕竟是种外弛内张的现象吧？有一个幽灵徘徊左右，挑逗着蛊惑着作家神游物外，从事一场奇异的冒险。这幽灵是什么？是“历史的无意识”？是意识形态的新维度？还是情欲深处的“力比多”？该写的题材，该玩的花样，前两年不好像都出清了？怎么却仍似有股余意未尽的怅然，挥之不去。作家与世纪末的幽灵共舞，未必有什么大志，但手起笔落之间他们似乎藉此探勘一种离散的现象，一种跨越的方法。

离散与跨越

中国台湾，世纪末的症候与憧憬。时间分秒倒数声中，作家们见证社会人情的悸动彷徨。政党、主义、族群、阶级、性别、情欲……种种图腾或禁忌一一摊牌，再刺激的话题也不过是一晚媒体辩论演出，一段“八卦”风光卖点。在台北，这样能趋疲的效应尤为明显，“消耗”仿佛成了生活伦理的绝招。与此同时，离散的现象与心情也化许多不可能为可能。跨越时间与地理的藩篱，游走欲望与主体性的边缘，俨然已成为世纪末文学想象的最后逃避——或救赎。是在这个层次上，我们看到作家种种创新尝试。游徙旅行的主题蔚为风潮，不是偶然；台北成为旅人/作家的辐辏点，恰与台北作为一种耗场域，形成一体之两面。

但还有什么样的跨越经验比穿透死生，悠游梦幻与真实，来得更耐人寻味呢？这是我所谓世纪末幽灵出动的时刻了。不过一转眼，引人注意的作品都沾染了淡淡的奇诡艳异色彩。这并不是魔幻现实主义余波荡漾，以往那样大开大阖的怪异故事已不复得见；这也不是传统说部式的谈玄说鬼。作家其实有意化绚烂为平淡，回到生活本然的层面，却发现太多不能己于言者的缝隙，必须让他们重新定义真实。张爱玲的话居然有了奇异的回声：“人们只是感觉日常的一切都有点儿不对，不对到恐怖的程度……人觉得自己是被抛弃了……于是他对于周围的现实发生了一种奇异的感觉……因而产生了郑重而轻微的骚动，认真而未有名目的斗争。”（《自己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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