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小说的世纪因缘

作为一种文化现象，香港现代文学的滥觞可以溯至一九〇七年。这一年有两份文艺期刊《小说世界》《新小说丛》分别出版，前者已经缈不可寻，后者就现存的内容来看，多以翻译取胜，而编辑的风格与晚清小说杂志颇为相似。一九二一年《双声》杂志创刊，主编之一黄天石发表《碎蕊》，写才子佳人好事多磨，一片愁云惨雾，俨然与民国鸳鸯蝴蝶派的《玉梨魂》《碎琴楼》等互通声气。与此同时，“五四”风潮已经吹向香港，再过几年，新文学终将在这里开出一片意外的天地。

香港文学之为现代中国文学史的意外收获，原因无他：位在南方之南，这块土地曾是殖民势力所在，政治的摆荡，文化的杂糅，难以形成稳定的文学生产场域，更何况从经济资本到文化资本的快速消费转换。然而在新世纪回顾香港一百年来的文学，不由我们不惊叹有心人毕竟凭着他们的心血，打造出一则又一则文字的传奇。

刘以鬯先生主编的《香港短篇小说百年精华》就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近便的视角，反思香港百年文学的特色。这部选集搜集了二十世纪在香港写出的短篇小说六十七篇，从前述黄天石的哀情小说《碎蕊》到潘国灵充满世纪末惫懒情调《莫明其妙的失明故事》，在在使人眼界一开。短篇小说虽然只是文类的一种，但以其篇幅精简、形式多元，很可以烘托这座城市的“叙事”悸动多变的风格。刘以鬯先生是香港现代派文学创作的领衔人物，由局内人担任编选工作，尤其平添一层作者与作者对话的趣味。

合而观之，我以为“小说香港”的意义，在于对一座城市的物理、病理与伦理面向，做出寓言式的观察和解读。我所谓的“物理”是相对“天理”而来，指的是作为生命或无生命形式存在的客体世界，日常生活实践，历史可见或不可见的演化，以及因此形成的“事物的秩序”（福柯语）。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尽管充满反传统的喧嚣，主流作品对“天理”的召唤其实未尝或已。这“天理”由早期的革命、启蒙，一路演变成主义、国家，不论呐喊彷徨还是感时忧国，无不强调内烁信仰的涌现，以及真理真相的无尽诠释探索。相形之下，出现在香港的小说毋宁才是更“微物”的：是生活物质细节的记录；是方言官话外语的网络；是欲望形成或败坏的见证；是个人与政教机器间永无休止的龃龉和妥协；是无中生有，开物成务的创造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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