得到被害人同意的行为，在不同的犯罪论结构中，其地位是不一样的。在大陆法系的三层次犯罪论体系（即犯罪是符合构成要件该当性、违法性、有责性的行为）中，得到被害人同意的行为在一定条件下是一种违法性阻却事由。而在英美法系的本体要件和辩护理由这种二元互动的犯罪论体系中，得到被害人同意的行为可能是一种辩护理由。至于我国，犯罪论体系既不同于大陆法系三层次理论，也异乎于英美法系的二元模式，得到被害人同意的行为一般是在排除犯罪性事由中进行探讨的问题。

（一）大陆法系

在大陆法系某些国家的刑法理论中，得到被害人同意的行为在犯罪论体系中的意义并不完全一样。1954年德国刑法学家格尔茨（Geerds）提出，得到被害人同意的行为在犯罪论中具有不同的性质，一种是违法阻却事由，另一种是构成要件阻却事由。他把前者称为“同意”（Einwillingung），后者称为“合意”（Einverständnis）。他认为，像强奸罪、侵入他人住宅这种以压制被害人意志为前提的犯罪，得到被害人同意的行为是一种“合意”，它是构成要件阻却事由。因为被害人的“合意”使得行为不具有犯罪性。但如果某种行为，即使得到被害人同意，其犯罪性也不消失，只是这种在对方同意之下实施的行为，按照国家和社会伦理的规范，可以认为是合法的，那么就是违法阻却事由。

根据格尔茨的观点，违法性阻却的同意与构成要件阻却的合意，所起的作用是不同的。

第一，在同意的场合，行为违反善良风俗时，同意不具有违法阻却的效力，由于法律只承认被害人起初意思具有决定意义，因此，基于欺骗或强制的同意也不阻却违法性；与此相反，在合意的场合，不存在违反善良风俗问题，基于欺骗或强制的合意都有效地阻却构成要件符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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